位置：山東忠信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 > 薈萃拾零
西方人視野下的忽必烈大汗
【來自：大眾日報 點擊數：1686 更新：2008/9/18 16:43:36
】
不少歷史學者認為，13、14世紀的世界可稱為蒙古時代。成吉思汗征服顛覆了東、西方舊秩序，他締造的大蒙古國囊括了多半個歐亞版圖，首次形成近代以前長達一百年的“世界體系”�！笆澜缯鞣摺睅缀醣划斪鞒杉己沟拇~。1260年其孫忽必烈繼任第五任大汗，創(chuàng)建元朝，首次以少數民族統(tǒng)一整個中國，進入中國大一統(tǒng)王朝系列，同時依然是大蒙古國的宗主與中心。忽必烈身兼蒙古大汗和中國皇帝，繼乃祖之后進一步改變了亞洲和中國的歷史命運。從成吉思汗到忽必烈，有繼承也有變異。這在祖孫二人的稱謂上就有體現。按照蒙古大汗統(tǒng)緒，忽必烈追隨前四汗被尊為“薛禪汗”。按照元朝皇帝的中國式太廟祭祀禮制，忽必烈逝世4個月后最先得到“世祖”廟號，成吉思汗的“太祖”廟號則是在他逝世82年后追加的。而在蒙古人的心目中，元朝僅是“大蒙古國”的延續(xù)，大蒙古國則是以蒙古人為中心的世界帝國，包羅萬方，不以中原為限 。成吉思汗與忽必烈祖孫二人，是蒙元時代給世界和中國造成巨大影響的人物，前者的赫然業(yè)績表現在統(tǒng)一蒙古諸部、征服歐亞大陸和肇建蒙古世界帝國，后者之所以能和乃祖相媲美，又在于他是少數族統(tǒng)一且較有效治理中國的第一人，也是“第一位成功地完成了從草原游牧征服者到定居社會君主過渡的蒙古大汗”。
八百年來，成吉思汗幾乎被當作東方“野蠻人”和游牧君主的特定文化符號，受到經久不衰的關注和連篇累牘的褒貶議論。國內外有關成吉思汗的傳記論說多至近百種。享譽海內外的《馬可波羅游記》對元王朝創(chuàng)建者忽必烈的相關記載與描繪，詳細生動，膾炙人口，由此忽必烈在西方也名聲遠揚。然而，關于忽必烈的傳記或專門著述，數量不是很多。迄20世紀80年代，較有影響的僅有愛宕松男、勝藤猛、周良霄、羅沙比等四、五部。而1988年1月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出版社出版的莫里斯羅沙比所撰《忽必烈和他的世界帝國》（又譯作《忽必烈：他的生活和時代》），應該是其中最有價值的優(yōu)秀作品。
2004年，我不揣淺薄，也撰寫了一本《忽必烈傳》。在寫作過程中曾參考過莫里斯羅沙比教授著作的部分內容，受益匪淺。拙著56萬字，人民出版第一版印刷發(fā)行15000冊。寫作手法大致是，盡可能搜集相關史料，以忽必烈人生歷程為縱向主線，又橫向涉及他在位三十五年間政治、經濟、文化等重大事件，縱與橫結合，人與事兼顧，盡可能詳細還原“忽必烈及其時代”。還在人物對話上保留了文言文及宋元白話的原貌，各章標題也盡可能采用詩句對仗的表達方式。拙著是一部中國思維和中國文風很濃的學術傳記。與羅沙比《忽必烈和他的世界帝國》相比，作者一中一美，風格一東一西，意境旨趣則有同有異。讀者朋友可以相參比較閱讀，自行評判其良莠長短。
此次看到重慶出版社即將出版趙清治博士的《忽必烈和他的世界帝國》中文譯本，如知音重逢，倍感親切與喜悅。所以，想對讀者朋友們談談我所感受到的羅沙比書的若干優(yōu)點和獨特之處。
擅長宏觀思維和高屋建瓴式的論說，是該書超凡脫俗的“亮點”。與一般微觀論著相比，羅沙比能夠把忽必烈放在“蒙古世界帝國”和多元文化秩序等廣闊視野內，嫻熟地展開宏觀思考與探討。該書的第三、四、五、六章的題目分別是“眾汗之汗”、“征服者”、“中國皇帝”和“文化保護者”，體現了作者匠心獨運的宏觀設計和邏輯構思。第三章云：“他并沒有接受由蒙古貴族和眾可汗參加的忽里臺的祝福……忽必烈一直被繼位非法的氣氛所困擾著。事實上，他后來的內外政策很可能都是因為他渴望獲得久違了的衷心支持之故”。這是對當時黃金(資訊,行情)家族共權傳統(tǒng)與汗位角逐大勢的宏觀睿智把握，也道出了忽必烈在位35年間與東、西道宗王藩國復雜政治關系的真諦。第四章又說：“為了提高他作為蒙古人和漢人世界統(tǒng)治者的權威性，忽必烈必須采取一種果斷的、進取性甚至是進攻性的對外政策。此外，對忽必烈奪取汗位的質疑也迫使他必須用實際行動證明自己的合法性……堵塞質疑之口的最好方法莫過于把更多版圖納入蒙古的政治控制之下”。這又是對忽必烈滅大理、平南宋和遠征日本、爪哇、安南、緬等國動因的入木三分的闡發(fā)，忽必烈“窮兵黷武”之謎，于此可以渙然冰釋。第六章還說“他仍要努力在高度發(fā)達的漢文化和蒙族人淳樸粗陋的文化之間維持一種平衡……作為眾汗之汗，他當然有責任促進不同地區(qū)和不同族群的文化形式，而決不能完全依賴于漢文化……他所做出的文化選擇在深層次意義上實際上是政治問題”。自忽必烈始，蒙、漢二元政治文化模式一直是維持其蒙古大汗地位并有效統(tǒng)治中國的基本國策。羅沙比從“眾汗之汗”等政治層面，竭力剖析忽必烈構建二元政治文化秩序的原委，可謂高屋建瓴之論。以上議論，看似簡單，若沒有深厚的理論素養(yǎng)和對蒙元史的精審洞察，則根本無法面世。
該書雖屬人物傳記，但它和一般通俗讀物迥然不同。作者處處依據扎實可靠的文獻史料，在力求真實的基礎上，盡力提出一些新鮮見解，凸顯其品味和學術價值。譬如，賈似道為對付蒙古人挑戰(zhàn)和抑制利益集團特權，“試圖實行改革”；“忽必烈計劃使用新的官方文字（八思巴字）幫助他統(tǒng)一他的帝國版圖”，且希望“最終取代漢字”；桑哥以至元鈔改革“暫時遏制住了損害經濟的通貨膨脹”，卻使人們的“凈資產因此大大縮水”；海外征伐與平叛戰(zhàn)爭“惡化”了“財政困難”等等，都是作者獨立研究或及時吸收他人成果的新鮮見解。這不僅有助于提升讀者的認識深度，亦推進了有關忽必烈的專門研究。
夾敘夾議，娓娓而談，追求學術性與可讀性的完美結合，是該書的另一優(yōu)長。自古以來，我國就有文史不分家的優(yōu)良傳統(tǒng)。司馬遷《史記》一直被譽“無韻離騷”和“千古絕唱”，他筆下的《項羽本紀》、《陳涉世家》等往往能帶來歷史滄桑與文學渲染的雙重震撼，令人拍案叫絕，或扼腕嘆息。遺憾的是，近百年來，由于學科分類和大學教育專門化，上述傳統(tǒng)無形中被人們束之高閣。一邊是包括傳記在內的歷史學研究性著作，語言死板僵化，趣味性和可讀性低下，一般讀者不喜歡或不容易看懂。另一邊是某些歷史讀物或電視講座“戲說”風靡，胡編亂造，嘩眾取寵，給讀者觀眾灌輸不少錯誤乃至荒謬的知識信息。這常常讓我們史學工作者大傷腦筋，啼笑皆非。羅沙比《忽必烈和他的世界帝國》，在這方面比較成功。作者在正文中絕少引用史料，一概使用流利明快的現代語言。又寓議論于敘事之中，在娓娓講述忽必烈故事中巧妙地融入了作者的諸多見解議論，自然順暢又意境深邃，做到了學術性與可讀性渾然一體，完美結合。正因為如此，該書在西方各國讀者群頗夥，還被列為歐美大學亞洲史課程必讀的參考書。這一優(yōu)長，值得我們學習與效仿。
與所有的優(yōu)秀作品一樣，該書不可能是完美無瑕的。例如，在描述忽必烈時期復雜的政治派別斗爭和重要制度變革方面，顯得比較膚淺和單薄。作者把蒙元落后的手工業(yè)匠戶政策誤解為忽必烈“保障工匠”的善舉，也值得商榷。另外，中譯本刪去了原著的大部分注釋，又讓專業(yè)學者略存遺憾。但瑕不掩瑜，該書不愧為西方探研和認知元世祖忽必烈的上乘著述。我相信人們從中可以看到一個西方人視野下的忽必烈大汗，可以得到不少有益的啟迪和感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