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仰韶文物現(xiàn)身記(上)
【來自:大眾日報 點擊數(shù):1795 更新:2008/9/18 16:58:04 】

    2005年夏天,中國地質博物館的保管部主任馮向陽博士帶人清理庫房的巖石標本時,突然發(fā)現(xiàn)了3個神秘的標本箱,里面裝的竟然是中國仰韶時期的陶罐和陶器碎片。6000年的陶器相對地質博物館的幾億、幾十億年前的地質標本來說太過年輕。中國地質博物館立即就此展開了調查,一個中國地質學家和一個瑞典地質學家的往事開始浮出水面,讓現(xiàn)在的人們看到了這位瑞典學者深刻影響中國現(xiàn)代考古事業(yè)歷史進程的一幕幕……這個偶然發(fā)現(xiàn),揭開了20世紀中國地質科學史上一段塵封的精彩傳奇。
        安特生被邀來到中國
       
    這位瑞典學者的名字叫安特生。當年,正是由于安特生走進了周口店,才最終揭開了“北京人”考古發(fā)掘的大幕;也正是因為安特生,震驚世界的“仰韶文化”才被首次發(fā)現(xiàn)。
        1874年,約翰安特生出生在瑞典納克省奧利布羅市附近的鄉(xiāng)村。長大后,他考入瑞典烏普薩拉大學,系統(tǒng)學習了地質和古生物學,最終獲得這所大學的博士學位并留校任教。1898年,他報名參加了那索斯特北極探險,3年后,他又隨同瑞典南極考察團首次遠征南極,這次考察結束后,安特生發(fā)表了大量科學探險著作,這些著作為他贏得了世界聲譽。他長期擔任烏普薩拉大學地質學教授,同時兼任瑞典國家地質調查所所長。1910年,安特生在斯德哥爾摩主持召開了第11屆國際地質大會并被選為新一屆會長。
        正當安特生事業(yè)如日中天的時候,1914年初春時節(jié),他突然收到了一封來自中國政府的邀請信,邀請他前往中國擔任礦政顧問。
        當時,國際形勢劍拔弩張,戰(zhàn)云密布,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即將爆發(fā),國際市場對鋼鐵的需求激增,鋼鐵工業(yè)成為衡量一個國家實力強弱的重要標志。北洋政府迫切希望能夠聘請西方地質學家到中國工作,加緊尋找關乎國家軍備和經(jīng)濟急需的煤礦和鐵礦資源。于是,中國地質調查所所長丁文江想到了他在留學英國時就早有耳聞的一位著名地質學家、瑞典烏普薩拉大學的教授安特生,并推薦他擔任中國政府農(nóng)商部的礦政顧問,幫助中國找礦。
        1914年春天,安特生懷揣中國政府頒發(fā)的聘書,啟程前往中國。為了能更多地了解和觀察中國,安特生選擇了一條事先精心設計的路線:他先乘船到印度上岸,再經(jīng)陸路北上,輾轉進入中國的新疆,然后,順著塔里木河東行,再穿越河西走廊,最后抵達北京。
        采集“龍骨”化石
       
    1915年初,安特生見到了從西南返回北京的丁文江。安特生和丁文江一見如故,他們都堅信在中國這塊遼闊的大地上,有太多領域在等待著科學的探尋與開發(fā)。
        根據(jù)北洋政府和安特生簽訂的協(xié)議,安特生把工作的重點放在調查中國煤礦和鐵礦資源以及其他的礦產(chǎn)資源上。沒多久,他就在北京西北偏北的燕山山脈中發(fā)現(xiàn)了鐵礦線索。從1916年到1918年,在丁文江和安特生的共同主持下,地質調查所開展了對鐵、錳、煤、石灰?guī)r等等冶煉使用的礦產(chǎn)資源的調查。河北的龍煙鐵礦勘察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袁世凱大總統(tǒng)為此還特意接見了他。
        1916年1月4日,袁世凱批準了農(nóng)商部給最高政府提出的申請創(chuàng)辦地質調查局的奏折。然而,此時已經(jīng)榮升中國地質調查局副局長的安特生卻怎么也高興不起來,中國內地紛亂的時局讓他感到憂慮。正當安特生渴望幫助中國找礦的計劃逐漸陷入絕望境地的時候,卻恰恰給中國的考古學帶來了一個重要的機會,正是這個機會,使得沉睡在地下數(shù)千年的仰韶文化,悄然朝著剛剛成立的中國地質博物館走了過來。
        1917年,安特生前往河南西部進行地質礦產(chǎn)考察,一個偶然的機會,他和當時在新安縣的瑞典傳教點建立了聯(lián)系,這個傳教點的傳教士告訴安特生,當?shù)赜性S多“龍骨”化石,這個信息引起了安特生的濃厚興趣,他忽然萌生了為瑞典博物館采集古生物化石的念頭。安特生知道,這些所謂的“龍骨”其實就是各種脊椎動物的化石,曾經(jīng)有人把中國的“龍骨”帶回歐洲研究。
        回到北京的安特生十分興奮,他立刻把自己的計劃告訴丁文江,丁文江也很高興,安特生的古生物化石采集計劃和他的想法恰好不謀而合。丁文江代表中國政府批準了安特生的計劃,同時,丁文江提議,中國地質調查所和地質陳列館也愿意加入到這個計劃中來,安特生采集的化石標本由中瑞雙方平分;他的研究結果必須首先在即將創(chuàng)刊的《中國古生物志》上發(fā)表;一些送到瑞典的重要化石標本在研究完畢后必須歸還中國;同時,這個計劃還包括把中國學生送到瑞典進修。安特生對丁文江的這個提議表示贊成。
        發(fā)現(xiàn)仰韶村
       
    1920年,安特生被任命為中國地質調查所陳列館館長,成為中國地質博物館編年史上的第三位負責人。1920年秋季,安特生再次派他的助手劉長山去河南洛陽一帶考察,因為兩年前他曾經(jīng)去過那里,在新安和澠池發(fā)現(xiàn)過化石。到了這一年的12月,劉長山回到北京,除了帶回來一批化石標本,還有數(shù)百件石斧、石刀和其他石器。
        安特生眼前一亮,問劉長山:這是從哪里找到的?
        劉長山說:在澠池縣。
        安特生追問:澠池縣的哪里?
        劉長山回答說:仰韶村。
        就這樣,那個叫仰韶村的地方終于走進了安特生的視線,在中國進行史前考古的念頭在安特生心中升騰起來。1921年4月,安特生在他的助手劉長山陪同下動身前往河南,4月18日,安特生和劉長山從澠池縣城徒步來到仰韶村。在仰韶村村南約1公里的地方,安特生停下腳步,靜靜地觀察著周圍的環(huán)境:由于千百萬年風雨滄桑的自然力量,這里的地形被明顯切割出許多深淺不一的溝壑。他下到溝底,用地質錘輕輕敲打著流水沖刷過的地層痕跡,忽然間發(fā)現(xiàn)了遠古的陶片,毫無疑問,這百分之百是人類早期的作品!接著,他發(fā)現(xiàn)了更多的夾雜著灰燼和遺物的地層,其中就有引人注目的彩色陶片。
        1921年秋天,安特生給農(nóng)商部部長寫信,報告了仰韶村的發(fā)現(xiàn),申請進行發(fā)掘,同時他建議,由于當時的中國沒有保護史前遺址和文物的法律,請求中國政府允許他出面購買土地以便更好地保護和發(fā)掘仰韶村的遺址。他的這個請求沒有得到中國政府的批準,但他申請前往河南澠池縣仰韶村考古發(fā)掘的計劃,倒是順利獲得了中國政府和中國地質調查所的通過。
        1921年10月27日,安特生邀請剛剛從美國留學歸來的年輕地質學家袁復禮、奧地利古生物學家?guī)煹に够椭袊刭|調查所的5位助手,在河南當?shù)卣沙龅木熳o衛(wèi)下,走進了河南省澠池縣的仰韶村。他們在這里一共呆了35天。
        安特生在仰韶一共發(fā)掘了17個地點,其中包括兩條探溝。從仰韶村遺址出土的600多件器物上看,這里是典型的新石器時代遺址,當時,人們的生活用具主要是陶器,陶器表面和口沿部分都繪有精美的花紋。通過發(fā)掘和研究,安特生證明了在這個中原腹地的村莊地下確實存在著史前文化,這向此前所有傳統(tǒng)的中國歷史敘述提出了挑戰(zhàn)。
        依據(jù)國際考古界的慣例,安特生用首次發(fā)現(xiàn)地仰韶村為這個新石器遺址命名為“仰韶文化”。由于仰韶文化的主要特征就是出土了大量彩繪的陶器,因此仰韶文化也被稱為“彩陶文化”。仰韶村一夜成名,而中國考古學也由此掀起了劃時代的一頁。
        仰韶文物的歸屬與退還
       
    當安特生帶著從仰韶村發(fā)掘的文物興致勃勃回到北京的時候,在這座古老都城里所發(fā)生的事情讓人喜憂參半。
        讓人高興的是,1922年1月,中國地質調查所的圖書館和陳列館擴建工程如期完工,為此,地質陳列館舉辦了地質和古生物標本展出,而且還專門設立了一間“仰韶文物的陳列室”,展出了安特生不久前剛剛從河南仰韶村發(fā)掘的史前文物,一時間引得京城為之轟動。讓人憂慮的是,北洋政府因為經(jīng)費有限,要進行機構裁減,這其中就包括中國地質調查所和地質陳列館。所幸的是,這個中國現(xiàn)代歷史上的科學教育基地,在社會各界的奔走呼吁下,終于保留了下來。
        從1923年5月到1924年7月,在地質調查所的支持下,安特生開始了他在中國最大的一次考古調查。他沿著黃河上溯中國西北地區(qū),在甘肅和青海等地進行了多次中國史前文明的考古發(fā)掘。中央政府給各地的省長們寫信要求他們對安特生的考察團給予關照,并且安排了10名護送的士兵,還發(fā)有寫著漢、蒙、藏3種文字的護照。安特生不虛此行,每到一地都有關于仰韶文化新的發(fā)現(xiàn)。
        對于他們發(fā)掘的仰韶文物歸屬和保護,安特生頗費思量。1924年12月30日,安特生以書面形式向中國地質調查所名譽所長丁文江和翁文灝所長提議,他是否可以把中國與瑞典兩國都提供了資助的考古發(fā)掘的成果,依照幾年前古生物化石采集計劃的處理方式,先拿到瑞典整理研究約2年,然后再回到中國地質調查所任職。同時,他把自己的計劃寫信告訴了瑞典王太子古斯塔夫六世。
        1924年的最后一天,12月31日,瑞典中國委員會從斯德哥爾摩向中國地質調查所丁文江和翁文灝兩位所長寄出了一封信,信中提出如下建議:中瑞兩國將安特生在中國的考古發(fā)掘成果與收藏平分,先全部送去瑞典記錄和初步研究,然后將其中的一半退還給中國。
        1925年2月2日,丁文江、翁文灝得到中國政府授權,致函“瑞典中國委員會”,同意按照瑞典提出的協(xié)議執(zhí)行。但中方在協(xié)議中提出,安特生通過考古發(fā)掘研究中國歷史的學術文章,必須首先在中國的學術雜志上發(fā)表。1925年7月,安特生將啟運仰韶文物的事情安排好以后,乘船返回瑞典。1925年歲末,安特生回到瑞典。這一年的12月,斯德哥爾摩為從中國歸來的安特生舉行了慶祝活動,他受到了英雄般的歡迎。古斯塔夫阿道夫王太子在安特生陪同下,參觀了存放在原俄斯特馬爾姆監(jiān)獄庫房里的中國文物。
        1926年春天,瑞典國會決定成立東方博物館,任命安特生為第一任館長兼斯德哥爾摩大學東亞考古教授。從此,安特生由一位世界知名的地質學家一變而成為世界著名的考古學家。就在這一年的10月,安特生陪同瑞典王太子古斯塔夫訪問中國,安特生原本計劃陪同王太子前往河南察看仰韶村遺址,但由于當時當?shù)鼐謩輨邮幉话,中國地質調查所和安特生就特意安排王太子到山西太原附近,參加了一次新石器時代遺址的考古發(fā)掘。
        1927年初,返回瑞典的安特生開始履行瑞典和中國政府簽訂的協(xié)議,陸續(xù)退還仰韶文物。在斯德哥爾摩的碼頭上,安特生看著第一批仰韶時期的文物裝上貨船,啟程前往中國,但他無法知道的是,那些運回中國的仰韶文物將會遭遇怎樣的波折。(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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