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仰韶文物現(xiàn)身記(下)
【來自:大眾日報 點擊數(shù):1930 更新:2008/9/18 17:00:53 】

        穿越歷史的迷霧
       
    2005年夏天,中國地質博物館的保管部主任馮向陽博士帶人清理庫房的巖石標本時,突然發(fā)現(xiàn)了3個神秘的標本箱,里面裝的竟然是中國仰韶時期的陶罐和陶器碎片。6000年的陶器相對地質博物館的幾億、幾十億年前的地質標本來說太過年輕。中國地質博物館立即就此展開了調查,一個中國地質學家和一個瑞典地質學家的往事開始浮出水面,讓現(xiàn)在的人們看到了這位瑞典學者深刻影響中國現(xiàn)代考古事業(yè)歷史進程的一幕幕……這個偶然發(fā)現(xiàn),揭開了20世紀中國地質科學史上一段塵封的精彩傳奇。
        查找仰韶文物
        1935年,國民政府撥款在南京珠江路942號建起了中國地質礦產(chǎn)陳列館,把北平豐盛胡同地質礦產(chǎn)陳列館一分為二,把其中最主要的標本隨同中國地質調查所遷往南京新館。就在南京新建成的地質礦產(chǎn)陳列館開館不久,1937年,抗日戰(zhàn)爭爆發(fā)。日軍占領上海,隨即逼近南京,國民政府實業(yè)部地質調查所和南京其他政府機關接到命令,限期三五天內緊急撤離。
        地質調查所全所的員工連續(xù)奮戰(zhàn)了3個晝夜,在11月16日到18日把陳列館、圖書館,還有各個研究室的重要的標本圖書和儀器,統(tǒng)一裝箱和編號,一共是202箱,其中陳列館的標本占了88箱。由于陳列館的標本絕大多數(shù)都過于笨重,只能精選歷年來采集和收藏的珍貴標本帶走。至于在那批運往重慶的精選標本中有沒有安特生退還的仰韶文物,如今已經(jīng)找不到任何檔案記錄。但一個間接的證據(jù)是,安特生退還的仰韶文物沒有出現(xiàn)在重慶中國各大科研機構聯(lián)合舉辦的展覽名單中。
        1946年夏天,中央地質調查所由重慶遷回南京,年輕的地質工程師劉東生記得,當時有幾百箱標本從重慶運回南京,到1946年年底才運完,接著他們就拆箱清理標本。在那里,他看到三四個彩陶的罐子,都很完整。那么,2005年夏天中國地質博物館在清理庫房時發(fā)現(xiàn)的3個神秘標本箱里那4個完整的彩色陶罐,與劉東生1946年在南京看到的陶罐是一回事嗎?
        2006年春天,中國地質博物館的工作人員前往南京開始了查找。他們在中國第二檔案館找到了南京地質礦產(chǎn)陳列室1948年開館時印制的《參觀指南》。在上面清楚地寫著在第一層展廳陳列中,有史前仰韶時期的陶器。
        中國地質博物館的人們異常興奮,他們隨即前往南京地質礦產(chǎn)陳列館了解情況。但令人失望的是,陳列館的工作人員告訴來訪者說,他們從來沒有見過安特生退還的仰韶陶器,也沒有任何檔案記錄,但他們大膽地推斷:既然劉東生1946年在南京拆箱清理標本時看到了陶罐,1948年在南京地質礦產(chǎn)陳列館展出的《參觀指南》里面也標明有仰韶文物,那么就可以肯定,2005年夏天在中國地質博物館庫房里發(fā)現(xiàn)的彩色陶罐就是1946年劉東生在南京看到的彩色陶罐!
        讓人不解的是,為什么時隔半個多世紀,這些仰韶文物突然現(xiàn)身在北京的中國地質博物館?它們是什么時候從南京運到北京的?這些陶罐和陶器碎片難道就是瑞典東方博物館向中國方面提出查找的仰韶文物嗎?為什么直到2002年,瑞典東方博物館才提出要查找安特生當年歸還仰韶文物的下落呢?那些在中國地質博物館地下庫房發(fā)現(xiàn)的陶罐與陶片上的編號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奇怪的文物編號
        很快,中國地質博物館副館長曹希平和瑞典東方博物館取得了聯(lián)系。2006年5月,中國地質博物館副館長曹希平和《探索發(fā)現(xiàn)》攝制組前往瑞典,希望能在安特生的故鄉(xiāng)找到更多的線索,和仰韶文物失蹤的最終答案。接待人是這家博物館的研究部主任埃娃女士。在這座博物館的主展廳,浩浩蕩蕩的仰韶文物給人的視覺造成了極其強烈的沖擊。
        埃娃把他們帶到了展廳一個突出的轉角處,他們發(fā)現(xiàn)展柜中有一件陶片的編號是用“K”字打頭,并帶有方框“P”的標志。而在中國地質博物館發(fā)現(xiàn)的仰韶文物上,同樣也有這種帶“K”字打頭的編號和方框“P”的標記!
        埃娃女士說:最近我們在重新整理庫房的過程中,發(fā)現(xiàn)了一批標有字母“P”的標本,當時安特生對所有這些標本都做了標記,分別被標上字母“P”和字母“S”,標有字母“P”的標本按計劃應返回中國!癝”是瑞典斯德哥爾摩的拼音字頭,而“P”則是中國北京的英文字頭。
        東方博物館還毫無保留地對他們開放了庫房!在此,他們發(fā)現(xiàn)了一個有關安特生在中國發(fā)掘文物的編號秘密。所有這批文物都是K字開頭,并且K字一直用到1959年。這讓他們想起,在中國地質博物館發(fā)現(xiàn)的仰韶文物上面,同樣也有“K”字頭的編號。中國地質博物館副館長曹希平認為,在瑞典文中,中國叫kina,它的第一個字母是K,這批文物來自中國,安特生用K字開頭可能說的就是kina,中國。
        盡管解決了安特生仰韶文物的編號之謎,但中國地質博物館和瑞典東方博物館都沒有得到有關安特生退還給中國仰韶文物的最終下落。瑞典東方博物館在發(fā)現(xiàn)帶有“P”字頭標記的仰韶文物后,立即進行了研究。同時,瑞典東方博物館通過瑞典駐中國大使館向中國國家文物局發(fā)出了協(xié)查通報。
        回到北京之后,中國地質博物館副館長曹希平和保管部主任馮向陽博士對瑞典東方博物館提供的清單做了仔細核對,他們發(fā)現(xiàn):安特生先后7次退還給中國的仰韶文物總共1389件,但中國地質博物館在庫房找到的那些仰韶文物中只有1件和瑞典清單上的編號相吻合。這件文物的編號是“K6371”,退還時間是1932年7月4日。那么,其他的1388件文物究竟去了哪里呢?
        仰韶文物令人迷惑
        2006年夏天,中國地質博物館的人們,再次深入研究了他們在自己庫房中發(fā)現(xiàn)的29件仰韶陶器和陶器碎片,但疑惑還是接連不斷。
        根據(jù)他們在國內外調查走訪的結果分析,對這29件陶器和陶器碎片可以得出這樣的判斷:
        這些文物應該是安特生和中國地質調查所在聯(lián)合考古發(fā)掘中的成果。
        其中,標有“YS”這組編號的14件陶器和碎片,有可能是安特生在中國考古開始階段的編號方式,它是以“仰韶”的中文拼音字頭作為編號依據(jù)的;而用毛筆寫有“仰韶村”中文字樣的1件,則一定是參與仰韶村發(fā)掘工作的中國地質調查所工作人員寫上去的。
        “K”字打頭并帶有方框“P”的9件陶器,應該是安特生經(jīng)過深思熟慮后,啟用的編號系統(tǒng)。方框中的“P”則是英文“北京”的第一個字母,代表這些文物在瑞典研究后,應該歸還給中國。而惟一的一件“S”的文物,應該是留在瑞典斯德哥爾摩的。不知道為什么,它也出現(xiàn)在這批陶器中。而有4件沒有任何編碼的完整陶器,則讓人疑惑不解。
        仰韶文物的迷局仍需破解
        1952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地質部成立,李四光出任地質部部長,傳奇將軍何長工被毛澤東點將出任地質部副部長。地質工作異乎尋常地被急速推向中國經(jīng)濟建設的前臺。地質部決定將全國地質陳列館領導機構由南京遷到北京,北京館改為總館,南京館成為分館。那么,安特生歸還的仰韶文物下落是否有人提起呢?迄今為止,我們沒有查到任何文字檔案。
        1958年9月,中國地質博物館大樓落成,地質博物館工作人員和標本由兵馬司9號遷入新館,1959年9月,新落成的中國地質博物館一至四層26個陳列室的布展工作結束。10月,地質博物館以嶄新的面貌正式向觀眾開放,共計展出面積4500平方米,展出標本17039件,接待了大批國內觀眾及許多國外代表團和外國駐華使館人員,成為中國地質博物館事業(yè)發(fā)展史上重要的里程碑。在這些展覽中,惟獨沒有安特生在中國仰韶考古發(fā)掘的文物。而此時的安特生已經(jīng)是85歲高齡的老人了,他在中國的考古貢獻和學術研究成果遭到國內學術界的質疑,所以沒有人能正面談論安特生以及他所歸還的仰韶文物。
        1960年,86歲的安特生在瑞典家中平靜地告別了這個世界。安特生去世后第二年的3月4日,仰韶村文化遺址被中國政府列為“全國重點文化保護單位”,后來,遺址又被評選為20世紀中國考古100件大事之一。
        1980年10月到11月,1981年3月到4月,第二次發(fā)掘仰韶村古文化遺址的工作由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和澠池縣文化館共同主持,這次發(fā)掘進一步澄清了仰韶村古文化遺址的內涵,證實了該遺址含有仰韶和龍山兩個考古學文化、四個不同發(fā)展階段的地層疊壓關系。
        仰韶村遺址是瑞典地質學家安特生在20世紀20年代初首次發(fā)掘的,新中國成立后又經(jīng)過兩次發(fā)掘,獲得了大量的遺跡、遺物,從而為研究我國社會發(fā)展史提供了豐富的實物資料。
        那么,這兩次發(fā)掘的文物與中國地質博物館2005年發(fā)現(xiàn)的陶器有關系嗎?河南省澠池縣博物館還有沒有安特生發(fā)掘的仰韶文物呢?2006年春天,《探索發(fā)現(xiàn)》欄目的另外一個攝制組正在河南拍攝中原地區(qū)考古發(fā)掘的歷史紀錄片,就在這時,編導接到北京的緊急通知,要求他們幫助調查安特生退還仰韶文物的下落,于是,攝制組立刻趕往澠池縣博物館進行相關尋訪。在澠池縣博物館里,史前人類的生活場景被還原得栩栩如生,但令人遺憾的是,博物館展出的陶器,除了新中國成立后兩次大規(guī)模發(fā)掘的以外,沒有一件與安特生有關。還可以肯定的是,安特生當年發(fā)掘的陶器已全部運走了。
        就在這時,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的李新偉博士應邀前來鑒定博物館的仰韶文物。李新偉回憶說:地質博物館發(fā)現(xiàn)的這批文物,應該說有非常重要的學術價值,根據(jù)我們發(fā)現(xiàn)的一些檔案材料看呢,瑞典方確實分幾批返回了一些文物,但是現(xiàn)在地質博物館發(fā)現(xiàn)的這些珍貴文物,是我目前看到的惟一一批跟安特生在仰韶、甘肅、青海地區(qū)工作的有關材料。
        據(jù)李新偉猜測,安特生當年歸還中國的仰韶文物,有可能大部分被分別保存在中國的一些學術機構,也許是在南京博物院,也許是在臺灣的中央研究院。
        李新偉的猜測或許是正確的,但,安特生退還仰韶文物所留給人們的疑問并沒有就此終結。
        2006年7月14日,中國地質博物館舉行了一個簡樸的公眾活動,以紀念這個博物館的90歲生日,一個和仰韶文化相關的主題展覽同時揭幕。
        目前,中國地質博物館和瑞典東方博物館始終保持著熱線聯(lián)系,對安特生當年歸還發(fā)掘仰韶文物下落的尋找,還要繼續(xù)下去。(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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